為成長做準備

世界又平、又擠、又不好找工作......很多人都有過搬遷的經驗，拋開戰亂，承平時期的童年可能因父母的工作搬遷，成年之後則因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選擇搬遷，離鄉背井有時不見得攜家帶眷。

身處於全球化時代的我們遇到了上有高堂下有子女的兩難：當職場離家很遠，甚麼選擇才是對的？

但也別忙著分析對錯，時代的列車已轟轟然開出。

下面這篇刊載於史丹佛大學校友雜誌(March/April 2010)上的文章，寫的正是這樣的兩難。

作者史都華是1979年畢業的史大校友，長期擔任大學行政工作，他頗析現代職場中工作遷移的必然之惡，坦白真誠地說出「野心是家庭承諾的敵人」……不管是單身赴任到外地工作，或全家扛著走，心有戚戚焉，遷移成了趨勢。

如果遷移和改變是為了更大的成就，不變的則是---責任。

------- 養家活口的兩難

(The Breadwinner's Dilemma)/DONALD STEWART
我遠走高飛的禮物是一張搖椅，今天搖椅終於貨運寄到了。加入我為克里夫蘭新生活買的那些便宜、但是有造型的家具陣列中。

我花了好幾個鐘頭，用螺絲起子和奇怪的IKEA工具，以及一支原本拿來掛照片的備用鐵槌，才把組裝家具搞定好。其中有些家具零件就像我的新生活，還找不到定位。

去年三月，我才發現我將從那份超過五年資歷的工作中失業。我花了接下來的六個月時間找工作，在這不少經濟學家宣稱近25到70年來就業市場最糟的年代。從一開始我就擔心，我所能得到最好或者唯一的工作機會，很可能不會離家太近。這個劇碼果真上演，我獲得一個非常好的工作機會，地點卻在一處很不方便的地方—距離我波士頓郊區的家有六百哩之遙。

野心是家庭承諾的敵人。十年前當我在知名的哈佛大學工作時，第一次有深刻的體會。在那兒工作幾年之後，我發現升遷之路被那些不想前進的人給阻擋了，除非老闆讓他們消失。工作雖有路障，我以理性擺平。我找到一份薪水很好、福利很棒的工作；哈佛，哼，就是哈佛而已嘛。然而最後我告訴自己，你是個父親、你是個丈夫：離職會讓我變成失責的物種。

儘管升遷的管道很窄，我還是曾經短暫高興自己掌握了升遷的機會。但是這個勝利源於我願意接受一個別人都質疑的職位，並非每個人都覺得那工作有必要，而我認為它值得去做，儘管我也需要那份薪水和附屬的頭銜。那個工作在二十個月後玩完了。

幸運之神眷顧，我還有辦法不離家就找到一份更棒的工作，我又再一次向野心投降，接受我的好工作不可能會有升遷的希望，我的職場逐漸變成一個躺在高級棺木裡衣冠楚楚的屍體。不過我做了一些努力讓它恢復生機，就在那時，距離美國社會安全的退休年齡還差十二年的我，又被重擊一次。

回顧三十年的職場生涯，我曾被炒魷魚、解雇、遭遇兩次公司重組，在一次大學校長交接其間參加員工謀反(出埃及記)的會議被逮到。我其實只有三次主動離職的紀錄。然而，出乎我意料，現在遇到我的人竟會質疑我的價值觀。我怎麼可以選擇離開我的家庭？難到我不愛家嗎？

“Next Stop, Reloville”一書的作者基爾伯恩(Peter Kilborn)在書中討論年輕美國人中”經理級吉普賽人”(executive gypsies)的職業道德。他們從一個又一個沒有靈魂的郊區(和一個又一個海外飛地)遷移，只為了找薪水更高的工作。 (這些人被評為郊區房價高漲的元凶以及失根的一群。)

確實有這樣一群人存在，但也反映了美國中產或中上階級所必須面對的不友善選擇。他們必須擁抱內心的吉普賽(如果遷移可以給他們工作) ，或者付出行動”舉家遷移” ，正如基爾伯恩所說---賣掉他們原先的房子、生活品質下降，接受這事實，或至少暫時地接受他們在美國這輛肥美的火車上已經沒有席次。這就是去年夏天尾聲我所全然遭遇到的選擇。

以往我一直以為中年危機是一種出自內心的觸動，我的中年危機卻全然不是由我主導。它最驚人的特點是，它代表了中產階級血淋淋的現實面: 我得工作養家活口，我會落腳某個地方，買個房子、償還貸款，我將為孩子的大學學費和退休金儲蓄，做一名負責任的一家之主。

你也可能需要處理這些事情，如果事情比你原先預期的還困難，請不要驚訝。也不要驚訝如果這些事情你做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