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本好書，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
書名：クライマーズ・ハイ（ＣＬＩＭＢＥＲＳ ＨＩＧＨ），不知台灣有無出版社翻譯並出版了，我的話會將書名譯為：終極攀登Ｘ
作者：橫山秀夫
故事大綱：１９８５年日本航空１２３航班自東京飛往大阪途中撞上群馬縣內的御巢鷹山，造成５２０名乘客罹難，群馬縣內北關報社 記者［悠木］被指派為事件報導的總指揮。
平靜的報社如受到原子彈轟炸般，頓時陷入慌亂，大家把地圖攤在桌上研究如何在第一時間抵達空難現場，一場報導爭奪戰拉開序幕。
我對日航的這個空難事件毫無印象，過去因為工作上的關係跟日航的人有接觸，某天跟日航的員工閒聊時說到今年是｢御巢鷹山｣發生後第二十年，所以夏季的宣傳要低調些，當下不好意思問，之後問了同事知道個大概，同事建議我去看山崎豐子寫的｢不沉的太陽｣，這是寫日航這個公司體制，寫公司怎麼欺負員工，寫｢御巢鷹山｣空難事件發生後日航如何處理，因為這本書實在寫的太棒，從那以後只要跟這個空難事件有關的書籍我都想翻翻。
這天去看電影時偶而看到｢クライマーズ・ハイ｣的廣告看板才知道有這本書，且已經被拍成電影，作者還是當時事件的採訪記者之一，以媒體人的角度及自己的經歷寫下這部作品。
作者透過悠木這個角色來詮釋組織與身為組織一員的衝突，還有這個職業帶給他始料未及的經驗導致他最後必需在辭職與下放做選擇，而他選擇了下放。
以小報社的心態，一開始悠木及一些同事們都希望這架飛機不要墜落在自己的轄區內，這麼一來只要跟著大報社報導就好，事實上地方小報的資源也不如大報，要搶第一時間報導有難度，但是當確定這個前所未有的空難事件是發生在自己轄區且當下被上面的人指派當事件報導總指揮的瞬間，他畢竟是有經驗的記者，冷靜的調派人員，從如山堆般的稿子中挑出適當的，在編輯會議中決定頭版頭條及相關特別報導的內容。
比較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排版部每天下午就開始催稿，他也跟外出採訪的記者催，那個時代只有隨身用呼叫器，往往為了等稿子跟時間競爭，外出採訪記者跟待在辦公室的人感受不同，同樣待辦公室的也因部屬不同立場不同而引發爭執。
某天，一位母親牽著個五歲左右的小男孩闖進來遭到同事攔截，母親臉色黯然希望報社賣她一份當天的報紙，同事冷淡的說報紙話一樓的販賣機有，母親道過謝後牽著小孩離去，悠木對母親那不自然的眼影留下印象，將事件發生後堆在桌上的報紙匆匆各拿一份追到樓下，眼睛看到的是停在報社外頭的靈柩車，他走向這位母親把報紙送給她，證實了他以為的不自然眼影是因為哭揉過頭所造成的，這位母親道過謝後告訴他，她想當地的報導一定更詳細，她想多知道到底是為什麼會這樣？
這話讓悠木感觸良多，因為地緣關係，有這種想法很正常，可是身為一個需保持中立，需把真相告訴社會大眾的記者，有盡心盡力去這麼做嗎？他很懷疑，認為這是無妄之災的人也有，報社要存活下去就要先考量發行量，這就是商人的特質，也就是說商人跟正義使者間是有矛盾的，於是特別報導要做多久？該做多久？
還有就是父子關係。
悠木因為有個黯淡的童年，導致他結婚後，雖擁有一個平凡幸福的家庭，可是他跟兒子始終有隔閡，他不知道該怎麼跟兒子相處，兒子也跟他不親近。
他有個同事叫安西耿一郎，空難事件發生的下午，原本兩人計畫好下了班後晚上在車站會合搭車出發，隔天一早去登山，這下子當然去不了，悠木找不到安西，僅打電話通知安西的太太，請她轉告安西登山取消了，未料幾個小時後接到的訊息竟是安西因腦溢血倒在路旁被人發現送往醫院。
安西的兒子燐太郎跟悠木的兒子淳同年，安西死後，悠木帶著兩個小孩一起去登山直到孩子們都長大，最後悠木與燐太郎在十七年後一起攀登原本他與安西要攀登那座山時，悠木說：｢在攀登前我要跟你道歉，這些年來我帶著你們登山其實是利用了你，利用你來改善我跟淳之間的關係。｣安西的兒子卻也告訴他，｢小時候我希望你跟淳不要和好，這樣我就能佔著你，在我心中你比任何人都好。｣
這樣平靜的態度，真誠的對話，讓我很感動，這是作者的筆力，忍不住要拍拍手，在這裡我看到一個當父親那種牙癢癢的心情，他不是不愛兒子，而是不知怎麼表達才能讓兒子知道，事實上不管過去或現在，這個問題一直都存在，遇到這樣問題的父母也很多，順利解決的人可以維繫住家人間特殊且唯一的情感，解決不妥的人就是失去｢血｣的牽連。
導致他被逼著在辭職與下放二者做選擇的是因為刊登了一個女大學生的投書。
幾年前，一個叫望月的新人記者寫了轄區內車禍的報導，悠木要他立刻再出去找死者的照片，沒想到卻一去不回，悠木因為這樣耿耿於懷，總覺得望月的死他脫不了責任，這天，望月的表妹到報社找他，為的是轉達叔父希望以後在表哥的忌日時悠木別去祭拜了，也將自己的不滿完全的告訴他，末了把寫好的稿子交給他要他刊登。
同樣是一條命卻有輕重之分，同樣是一條命卻有大小之分，指的是他表哥車禍身亡，報紙就是短短兩行，當然也沒有陌生人會放在心上或哀悼，可是因日航而罹難的５２０條人命整日頭版，社會大眾都為罹難者哀傷，同樣是受害者，同樣是失去親人的家屬，就是有差別，因此她不會為他人的不幸而哭泣，即便是對這次空難的罹難者也一樣，而這些內容跟交給悠木的稿子完全一樣。
悠木很清楚這樣的內容刊登後會引來電話抗議，大多數會對報社持有不分輕重跟是非的看法，更激情點的會認為對罹難者大不敬，害怕的是會影響到報社的形像跟信譽，會讓讀者減少。可為了實踐承諾，也堅持報紙的立場應該中立，應該要容納讀者不同的聲音，因而排除投書專欄編輯的意見，一字不修不刪的刊登。
刊登後果然電話響不停，可是沒有一通抗議電話是來自罹難者家族，這是不是有點諷刺？也許罹難者家族的悲傷早超過管人家說什麼？而以正義為出發點的人也許因為自己不是當事者所以能侃侃而談或者批評他人。
在我知道日航的這起空難事件後，我第一個感覺是日本人常說華航很危險，經常掉下來，就經常掉下來這點我是很難大聲反駁，因為次數確實比日航多，但如果就只是拿次數做比較的話，就是五十步笑百步，還有日本人不說日航危險是不是因為忘記了這個悲慘的空難事件呢？還是護短情結？
日航跟華航體制有些類似，基本上都是有國家當後盾，所以有人諷刺日航，待遇好，不管怎麼搞都不會倒，反正銀行會不斷的融資，如果是一般企業的話大概要倒三次才能重建。
不過日航在處理這樣的大事件上，不管是否真心記取教訓徹底反省，表面上是有顧慮到罹難家屬的情緒，每年日航的高層一定會在事件發生那天與家屬共同登山祭拜，以表示他們沒有忘記這件事情，再則日航在日本這個社會裡所背負的十字架是不管這個空難事件經過多久，永遠會被拿出來講，永遠會被拿來當話題，像這部作品就是了。